《身体的劳动与劳动者——以足疗店青年女技师为例》是北大博士后陈龙的博士论文，本文仅为该论文的摘录。

问题的提出

在大众主义消费盛行的今天, 人们似乎把太多的目光留给了消费和消费者, 而忽视了服务于身体的劳动和劳动者是怎样的事实。笔者把从事身体服务的劳动和劳动者称之为身体的劳动和劳动者, 以与身体的消费和消费者相对应。更具象化一些, 身体的劳动和劳动者是指那些从事美容、美发、足疗、按摩、健身、保健的美容师、美发师、足疗师、修脚师以及健身教练、保健医生等等。本研究试图从足疗连锁店青年女技师入手, 揭示隐藏在光鲜亮丽的身体消费背后、服务于消费者身体的劳动和劳动者的事实。

身体的劳动者：工作与生活的界限被打破

工作与生活的界限不仅被打破, 而且工作趁机 “霸占” 了生活, 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切以工作为中心的 “工作至上”。而 “工作至上” 显然只是一种表象, 在其背后有一套资本(制度)和市场(因素)在发挥作用，从时间、空间、身体以及心理层面控制着她们。这也是为什么用 “霸占” 一词来形容她们工作与生活的关系, 因为这种关系并非出于自愿, 这种强迫的力量就来自于资本和市场。

时间：全天候的工作安排

全天候的工作安排让阿荣感到心烦, 受不了。既然如此, 那阿荣为什么不去休息, 或者给自己放放假? 阿荣告诉我, 她们是计 “件” 工资, 没有底薪, 做一份才能拿一份的钱。所以, 无底薪的计“ 件” 工资制度把阿荣和她的姐妹们牢牢拴在了工作上。

在这里, 我们看到了在工厂流水线上才看到的工人 “争强游戏” (布洛维, 2008)的景象。在足疗店, 计 “ 件” 工资制度让阿荣和她的姐妹 —— 为了多挣钱 —— 不得不忍受全天候的工作安排, 而且她们有时候还会因为部长轮班不公让自己挣得少而心生妒忌, 并由此制造闲话。

空间：寄宿制的生活方式

任焰和潘毅(2006)把当代中国工厂大量使用外来农民工, 并利用工厂宿舍对工人进行暂时性安置, 以此来承担劳动力日常再生产的用工形态概念化为 “宿舍劳动体制” (dormitory labor regime)。她们认为, 这种宿舍劳动体制实现了工人劳动和生活居住的一体化, 将工人置于全面的控制之下, 造成的结果是工人的劳动时间被任意而灵活地支配和延长, 加剧了对劳动力剩余价值的攫取。

寄宿制的生活方式也体现了这种 “宿舍劳动体制” 。因为公司就近安置阿荣和她的姐妹, 表面上看是为方便阿荣她们上下班, 实际上是出于资本需要的考虑。可以说, 寄宿制的生活方式是为全天候的工作安排服务的。就近安置在空间上进一步打破了工作与生活的边界。对于阿荣她们而言, 工作与生活的界限被缩短到 5 分钟。

而且寄宿制的生活方式不仅打破了工作与生活的界限, 还将阿荣她们置于经理和部长的监控之下。前面说到, 阿荣她们被要求 “随叫随到”, 而且经常还是在夜里被部长叫回来工作。她们起床、 吃饭和睡觉也在很大程度上听命于经理和部长。由于寄宿制的生活方式, 阿荣她们的劳动时间像流水线上的工人一样被 “任意而灵活地支配和延长” 。结果就像潘毅和任焰指出的那样, 资本加剧了对她们剩余价值的剥削。

但是对于刚刚进城打工的女性农民工, 她们对工作的最起码要求就是能够提供基本的 “食宿庇护”。阿荣当初正是因为足疗店可以给她提供宿舍, 才愿意进入这一行业。而 “食宿庇护” 恰恰是寄宿制生活的核心要义。因此我们不仅要看到寄宿制生活方式在空间上迫使阿荣她们的工作与生活的界限模糊化, 还要看到她们对于这种生活方式表现出的被迫与无奈。

身体：精致的产品

阿荣的姐妹并不愿意穿短裙、丝袜和高跟鞋, 因为从工作方便的角度来说, 这样的穿着打扮并不合适。但她们还是被要求如此, 而且这一做法似乎也成了行业潜规则。 这说明在化妆打扮的背后, 有一种超越工作方便的更强大的力量在发挥作用, 这个力量就来源于市场, 即迎合顾客需要。在这种穿着打扮背后是市场发力、资本强迫的结果, 因为 “不化妆被经理发现是要扣钱的” 。阿荣她们的身体被资本按照市场的需要恣意地控制和摆布, 很大程度上被商品化, 被作为精致的产品而不是人的产品而存在。

身体的劳动者为他者的身体服务, 却以自己的身体伤害为代价。

客人在身体消费的同时也消费着技师的身体。一方面阿荣她们要按照不同的标准穿衣打扮, 身体变成了精致的产品被顾客欣赏和消费；另一方面, 阿荣她们以自己的身体痛楚或身体消耗为代价来换取顾客的身体享受。无论如何, 身体已经不再是她们自己的, 穿衣打扮也不再是生活私事, 而成了 “工作至上” 的牺牲品, 工作与生活的界限再次被打破。

心理：出卖情感

“商业化使处理情感问题成为工作的重要且必须的内容, 尤其是在服务业、零售业这些行业, 更需要管理感觉和表达情感, 这就是所谓的 ‘情感劳动’ ”

“情感劳动就是为了挣钱而出卖情感”(Hochchild, 1983)。从这个角度来说情感被商品化了。情感不再完全是个人的体验和表达, 而成为商品被不断地生产与消耗。但情感生产的成本以及由情感劳动创造出来的价值却被资本悄无声息地掩盖和攫取了。

由情感商品化导致的情感异化也开始显现。因为久而久之, 阿荣她们会把客人当作一个需要服务的客体而不是有血有肉的人来看待, 这样她们的情感表达更容易表现为一种条件反射, 即表现出来的情感与内心的实际感受完全分离。客人看到的微笑和热情都只是她们为了完成工作而做出的一种机械运动。

总之, 情感这种原本属于私人生活的东西如今也以工作的名义被资本加以利用和剥削。

身体的劳动：资本与市场的双重剥削及社会的污名化

身体的劳动与产品的劳动至少存在以下区别：首先, 如果说产品的劳动发生在复杂的劳资关系中, 那么身体的劳动则发生在更加复杂的劳资客关系中, 劳动不仅被资本剥削, 也被市场剥削, 两种剥削同时进行, 甚至相互勾结, 共谋；其次, 由于身体的消费是一种精致的消费, 所以身体的劳动被要求得更加挑剔和苛刻。与一般、标准化的产品的劳动不同, 身体的劳动要满足消费者的特殊、个性化需求；最后, 自古以来与身体有关的服务总是让人不禁把它和性、色情联系起来, 因此有关身体的劳动总是被卷入到各种社会的污名化漩涡中。在抵抗市场和资本剥削的同时, 身体的劳动还要想尽办法去污名化, 从社会鄙夷、轻视和异样的眼光中挣脱出来。

面对面的劳资客关系

技师不希望客人投诉, 因为 “投诉要扣钱的, 最低 100 块!” 因此投诉可以被看成是市场对身体的劳动的一种剥削。

她们还忍受着资本与市场的勾结和共谋。这种勾结和共谋就体现在资-客关系中。客人投诉后, 经理尽管明明知道是客人找茬, 他还是会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或者干脆站在客人一边。这就是资本与市场的共谋, 共同剥削位于劳-资-客这个三角关系中最底层的身体的劳动。

特殊、个性化要求

由于资本亲近市场, 所以资本与市场毫无例外地联合到一起, 于是我们再次看到资本与市场的共谋。

社会的污名化

如前所述, 对于身体的服务, 人们总是带着一种预设, 一种想象。用阿荣的话说, 在足疗店 “男人看女人都不是特别单纯的眼光”。由身体人们自然会想到性, 想到潜规则。这一行业从产生之初其实就已经被污名化, 而这种污名化不可避免地波及到女性技师。

结论和讨论

从市场的角度来说, 低端劳动力市场长期处于供大于求。佟新(2008)把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总结为 “三位一体” 的金字塔结构, 她指出在高端劳动力市场存在人才供不应求, 而低端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局面。底层服务业的劳动力主要就来自于低端劳动力市场。

尤其是女性, 在劳动力市场中遭遇的歧视更强烈 。“性别歧视是影响性别工资差距的重要因素, 学历低、职业差、年纪轻的女性劳动者受到更为严重的歧视” (郭凯明、颜色, 2015)。所以当身体的劳动与女性这两个本来就被社会 “ 嫌弃” 的因素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从事身体劳动的女性面临的来自世俗的讥讽和压力就更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