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的想像力》堪称米尔斯一生学术精华的大成之作；它以批判美国社会学界的成果作为全书的探讨主题，运用知识社会学的观点，并结合作者在社会阶层等方面的研究经验，批判传统学科的抽象与僵化界限，由此强调“社会学想像力”的重大意义。

总序

首先，社会学家应直面时代的大问题。米尔斯认为，社会学家必须承担时代的文化责任，发挥相应的公共职能。他并不主张学者抛开研究，以社会活动为业，而是反对为学术而学术、为审美而审美的研究理念，反对狭隘的经验研究与科学主义。

其次，社会学研究不可脱离历史维度。对于马克思和韦伯等奠基人来说，社会学和历史学并无泾渭分明的边界，他们的研究既是横向的结构剖析，也是纵向的历史叙事。但随着行为主义和量化分析的崛起，历史学和社会学在20世纪初开始分家；历史学家对社会学家提炼一般化理论的尝试不屑一顾，社会学家则将历史学家视为提供史料的体力劳动者。

最后，社会学研究必须基于研究者自身的体验。米尔斯并不主张大而无当的无病呻吟，而强调“大”和“小”的辩证关系。在分析权力精英、核武器这些时代的大问题时，研究者必须学会利用个人体验。

第一章 承诺

普通人直接意识到什么，又会努力做什么，都囿于自己生活其间的私人圈子。他们的眼界、他们的力量，都受限于工作、家庭、邻里那一亩三分地。而在别的情境下，他们的行止只能透过别人来感受，自己始终是个旁观者。对于超出他们切身所处的那些抱负和威胁，他们越是有所意识，无论这意识多么模糊，似乎就会感到陷得越深。

不过，人们通常不从历史变迁和制度矛盾的角度出发，来界定自己所经历的困扰。他们只管享受安乐生活，一般不会将其归因于所处社会的大起大落。普通人很少会意识到，自己生活的模式与世界历史的进程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联。他们通常并不知道，这种关联如何影响到自己会变成哪种人，如何影响到自己可能参与怎样的历史塑造。

他们所需要的并不只是信息。在这个“事实的时代”，信息往往主宰了他们的注意力，并完全超出了他们的吸收能力。他们所需要的也不仅仅是理性思考的技能，尽管他们获得这些技能的努力往往耗尽了本来就有限的道德能量。他们所需要的，以及他们感到他们所需要的，是一种特定的心智品质，这种心智品质能够有助于他们运用信息，发展理性，以求清晰地概括出周边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他们自己又会遭遇到什么。我的主张是，从记者到学者，从艺术家到公众，从科学家到编辑，都越来越期待具备这种心智品质，我们不妨称之为社会学的想象力。

一

个体若想理解自己的体验，估测自己的命运，就必须将自己定位到所处的时代；他要想知晓自己的生活机会，就必须搞清楚所有与自己境遇相同的个体的生活机会。

二

困扰发生在个人的性格当中，发生在他与别人的直接关系当中；它们必然牵涉到他的自我，牵涉到社会生活中他直接地、切身地意识到的那些狭隘的领域。因此，这些困扰的表述和解决完全在于作为一个人生整体的个体，在于他的切身情境所及，而他的个人经历，以及某种程度上他的有意活动，所能直接触及的就是这样的社会场景。困扰是一种私人事务：某个人觉得自己所珍视的价值受到了威胁。

而议题所涉及的事情，则必然会超出个体所置身的这些局部环境，超出他内在生活的范围。它们必然涉及许多这类情境是如何组合成作为整体的历史社会的各项制度，而各式各样的情境又是如何相互交叠，彼此渗透，以形成社会历史生活的更宏大的结构。议题是一种公共事务：公众觉得自己所珍视的某种价值受到了威胁。至于那种价值究竟是什么，威胁它的到底是什么，往往众说不一。

我们不妨从这些角度来看看失业问题。在一座拥有10万人口的城市中，如果只有一个人失业，那这就是他的个人困扰。要想施以救济，我们应该看看这人的性格，还有他的技能，看看他眼前有什么机会。但在一个拥有5000万就业人口的国度里，如果有1500万人失业，这就成了公共议题，我们不能指望在任何一个个人所面临的机会的范围内就能找到解决之道。

三

当人们珍视某些价值，并且不觉得它们面临什么威胁时，就会体验到安乐（well-being）。而当他们珍视某些价值，但的确感到它们面临威胁时，就会体验到危机——危机要么限于个人困扰，要么成为公众议题。一旦他们所抱持的价值似乎无一幸免，他们就会觉得受到整体威胁而陷入恐慌。

但是，假如人们对自己珍视什么价值浑浑噩噩，又或者没有体验到任何威胁呢？这就是所谓漠然（indifference）的体验。而如果这种态度似乎波及所有价值，那就成了麻木（apathy）。最后，假如他们浑然不知自己珍视什么价值，但依然非常清楚威胁本身的存在呢？那就会体验到不安（uneasiness），体验到焦虑（anxiety），如果牵涉面足够广泛，就成了完全无法指明的不适（malaise）。

六

社会学是一种百科全书式的努力，关注人的整个社会生活。它既是历史性的，也是系统性的：所谓历史性，是因为它处理并运用过去的材料；所谓系统性，是因为它这么做是为了识别出历史进程的“各个阶段”，识别出社会生活的规律。

第二章 宏大理论

所谓价值，就是共享符号系统的一个要素，充当着某种判据或标准，以便从某个情境中固有的开放可用的多个取向替换方案中做出选择。

一

人们常常共享标准，并彼此期望遵循标准；只要他们依此行事，所在社会便有望呈现出秩序感。

当人们共享同样的价值时，往往会以他们彼此期望的方式行事。不仅如此，他们还往往把这种遵从当成很好的事情，哪怕看起来有悖于自己的直接利益。这些共享价值是后天习得的，而非先天传承，但这丝毫无损于它们对人的动机激发的重要性。恰恰相反，它们成了人格本身的组成部分。它们由此将社会维系一体，因为社会角度上的期望成了个体角度上的需求。这一点对于任何社会系统的稳定性都至关重要，所以我如果要分析某个自己持续关注的社会，就会以此作为首要出发点。

要维持社会均衡，主要有两种方式，如果其中一种或两者都失效，就会导致失衡。第一种方式是“社会化”，指的是把一个新生个体塑造成社会人的所有方式。这种对于人的社会塑造部分在于让人获得动机，以采取他人所要求或期望的社会行动。第二种方式是“社会控制”，指的是让人循规蹈矩，以及他们使自己循规蹈矩的各种方式。当然，所谓“规矩”，我指的是社会系统通常期望和赞成的任何行动。

维持社会均衡的第一个问题，乃在于使人们主动想要做他们被要求和期望做的事情。一旦失败，第二个问题就在于采取其他方式让他们循规蹈矩。

二

所谓方法，就是人们试图理解或说明某事时所使用的程序。而所谓方法论，就是对方法的研究。至于方法论所提供的理论，说的就是人们在自己实际研究时都做了些什么。

三

一个社会的“价值”，无论在各种私人情境下多么重要，如果没有为制度做出正当化辩护，没有给人们以动机激发，让他们履行制度角色，在历史学和社会学的角度上就是无关紧要的。当然，在提供正当化辩护的符号、制度性权威、遵从的个人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有时候，我们应当毫不犹豫地赋予主导符号以因果重要性，但不可误用这个观念，将其当成有关社会秩序或社会一体性的唯一理论。

言行不一往往是人的特点，但力求协调同样也是。

四

今天我们不能假定，对人的统治归根到底必须经过他们本人的同意。管理和操纵人对权力的赞同如今已跻身常见的权力手段。我们不知道这种权力的界限，虽说我们希望它确有界限。但这一点并不能抹杀如下事实：当今许多权力的成功施行并没有受到遵从方的理性或良知的制约。

魔术般地清除了冲突，奇迹般地达成了和谐，就从这种“系统性”“一般性”的理论中去除了处理社会变迁和历史问题的可能性。我们的时代充斥着受恐吓的大众的“集体行为”，充斥着被挑动的暴民、群众和运动，但在宏大理论家依循规范创造出来的社会结构当中，这些却都找不到一席之地。不仅如此，没有任何有关历史本身是如何发生的、它的机制和过程如何的系统性理念，可以用于宏大理论中，帕森斯因此认为社会科学也同样如此：“这种理论产生之日，也就是社会科学的千禧年降临之时。我们这个时代是不会有这一天了，很可能永远也不会有。”[19] 当然，这个断言本身相当含糊。

五

在方法论的约束之下，人们束手束脚，与其说被困于经验吸收，不如说囿于本质上属于认识论层面的方法问题。其中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一些的人，并不很熟悉认识论，有鉴于此，他们往往会对支配他们的那套典范抱持相当教条的态度。

第四章 各种实用取向

人们并不总是对符合自己利益（interests）的东西感兴趣（interested in）。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像社会科学家往往自认的那么理性。凡此种种，意味着所有研究人与社会的学者都会在自己的研究中假设和暗示一些道德与政治上的决策。

二

有些历史学家似乎热衷于重写过去，但只能被视为服务于当下的意识形态宗旨。

我们不得不承认，无论历史是什么或应该是什么，它都很容易变成不堪其负地被重新塑造的各种国族神话和阶级神话。

六

当新的权力核心尚未合法化，尚无能力用既有的权威符号来掩饰自己，却已逐渐兴起时，就需要有新的意识形态来给出正当化辩护。老于世故的保守主义者的特点，就在于用着自由主义的符号，却是为了保守主义的目的。

第五章 科层制气质

他可能会担忧世界局势。战端重启的危险、社会体制之间的冲突，还有迅猛的社会变迁，他在自己国家观察到的这一切或许让他觉得，有关社会事务的研究可谓当务之急。危险在于，他可能指望自己就钻研社会学那么几年，然后就有能力解决所有现行问题。不幸的是，实情并非如此。他将学习更好地理解周遭事态。偶尔他也会找到展开成功的社会行动的指引。但社会学尚未发展到如许阶段，能为社会工程提供安稳的基础。……从伽利略到工业革命开始，自然科学花了大约250年，才能对世界历史产生重大影响。而经验性社会研究的历史只有三四十年。指望从后者那里求取快捷答案以解决重大世界问题，一味要求它给出直接实用的结论，只会破坏它的自然发展进程。

三

人不仅是历史的被造物，而且有时会是历史中的创造者，甚至是历史本身的创造者。

但我们必须记住，在具体的情境下，人们的确常常控制着自己行事的方式，而他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如此，正是我们研究的对象之一。

事实上，人并非无生机的客体对象，这意味着他们会意识到对其活动而做出的预测，因此能够并常常真的做出调整。他们可以使预测实现，也可以使预测落空。迄今为止，他们会怎么做还不曾得到非常好的预测。只要人还拥有一定程度的自由，他们会怎么做就并不是那么容易预测的。

一

无论是关于理论还是关于方法，有用的讨论往往都来自有关实际工作或将要着手的工作的随记。“方法”首先必须交代如何提出并解答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确信答案能维持一段时间。而“理论”则必须首先密切关注人们正在使用的词汇，尤其是这些词汇的概括程度及其逻辑关系。这两者的首要宗旨就在于让观念尽可能明晰，步骤尽可能简洁。至于当下，最重要的是释放而非约束社会学的想象力。

所谓成为“方法”和“理论”的主人，就是要成为一位具备自觉意识的思想家，既从事实际工作，又能意识到自己从事的无论什么工作的潜在预设和隐含意义。而所谓成为“方法”或“理论”的奴仆，其实就是无法自如地去工作，去尝试，也就是无法去探察世事的现状。要是缺乏对正在贯彻的治学之道的洞察，研究的结果就是靠不住的。而如果不能确定一项研究会否得出重要的结果，所有方法都将是毫无意义的矫饰。

对于经典风格的社会科学家来说，无论是方法还是理论，都算不上自成一体的领域。方法只是针对一定范围内的问题的方法，而理论只是针对一定范围内的现象的理论。

如果总是警告人们不要贸然得出结论，不要做出含糊的概括，意味着可能构成对于一切思考的禁忌，除非我们做出恰当的限定。如果所有的思考都得暂且搁置，直到经过彻底的确证，那似乎就不可能有任何基本的思路了，我们会自我限制在单纯的征象层次上。

二

常识中的日常经验主义充斥着有关这个或那个特定社会的预设与刻板印象，因为常识决定了人们能看到什么，又如何去说明所看到的东西。

所谓观念，就是有经验内容的想法。如果想法相对于内容而言过于宽泛，你就容易滑入宏大理论的陷阱；而如果内容吞噬了想法，你又容易坠入抽象经验主义的圈套。

三

经验证明的问题就在于“如何认真对待事实”，而不是被事实所淹没；在于如何将想法与事实紧密关联，而不是埋没了想法。问题首先在于要证明什么，然后才是如何去证明它。

所谓证明，就在于以理性的方式说服别人，也说服自己。但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必须遵循公认的规则，首要的规则就是必须以特定的方式呈现研究工作，使其每一步都是开放的，以供他人核查。而要完成这一规则，并不存在“唯一正道”。不过，它总是要求我们倍加谨慎，留心细节，养成明晰的习惯，抱持怀疑态度对据称的事实进行审核，对其可能有的各种意涵，及其对于其他事实和观念所具有的影响，始终充满好奇。它要求系统有序。简言之，它要求我们坚定不懈地践行学术伦理。如果这一条不具备，无论什么技术，什么方法，都将徒劳无益。

四

真义乃在于：要陈述并解答任何一个我们时代的重大问题，都要求从这几门学科中的不止一门选取材料、观念和方法。一名社会科学家要想足够熟悉某领域的材料和视角，用来搞清楚自己所关注的问题，并不需要去“把握该领域”。应当专业化的是这类重点关注的“问题”，而不是恪守学院边界。在我看来，这正是当下的趋势。

三

我们之所以研究历史，往往只是为了走出历史。我的意思是，常常被当作历史说明的东西，其实更应该被视为属于有关被说明的东西的陈述。我们不应只是把什么东西“说明”成“来自过去的某种延续”，而应当追问：“它为何会延续下来？”

在说明该社会在当代的特征时，首先看其在当代的功能。这就意味着要定位它们，视之为当代环境的一部分，甚至是当代环境的其他特性所引发的一部分。即便只是为了对它们做出定义，做出清晰的限定，使其组成要素更加具体，最好也首先从一个多少有些狭隘的跨度开始，当然，这个跨度仍是历史跨度。

五

我们要想理解一个个体的人生历程，就必须理解他过去和现在扮演的种种角色的意涵和重要性。而要理解这些角色，我们就必须理解它们所属的那些制度。

但是，把人看成一种社会性生物，这样的视角使我们的探究大大深入，而不仅限于作为一系列社会角色的外在人生历程。这样看问题，要求我们理解人身上最内在、最具“心理性”的特性；具体而言，就是他的自我意象，他的良知，其实就是他的心智的成长。晚近心理学和社会科学最激进的发现很可能是，人身上最私密的那些特性有如此之多受到社会性因素的调整安排，甚至直接灌输。

由于人们生活在有限的情境中，就不知晓也不能指望他们知晓造成其境况的一切原因，知晓其自我的种种局限。能够真正充分认识自己、认识到自己所处的社会位置的人群，其实是非常罕见的。

一

一旦我们试图为自己找到方向——假设我们真的如此努力——就会发现，到头来，原来有那么多我们曾经的期待与意象深陷于历史的束缚：有那么多我们奉为圭臬的思想范畴和情感范畴，既帮助我们说明自己周遭的事态，也往往使我们迷失方向；有那么多我们的说明是源于从“中世纪”到“现代”的重大历史转折；而当它们被推广应用于今天，就变得颇为笨拙，不合时宜，难以令人信服。我还想说，我们的主要取向，即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几乎已经垮台，不再能够充分说明世界，说明我们自身。

四

人都是生活在过去的某些类型的社会里，但这并不会给他们在未来可能创造的社会类型设置精确或绝对的限制。我们研究历史，是为了捕捉一些替代选择，让人的理性与自由现在可以在其中塑造历史。简言之，我们之所以研究历史上的社会结构，是为了在其中找到一些方式，实际或者能够包容并控制这些社会结构。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逐渐了解人的自由的限制与意涵。

二

人可以自由地塑造历史，但有些人比其他人自由得多。这样的自由要求掌握现在塑造历史可以用上的决策手段和权力手段。但历史并不总是如此塑造的。下文将只讨论当代，在这个时期，塑造历史的权力手段已经大大扩张，大大集中。以这个时期为参照，我才可以认为，如果人们不去塑造历史，他们就越来越倾向于变成塑造历史的人的工具，成为历史塑造过程的单纯对象。

五

人们的利益所在，有别于人们的兴趣所在

六

思考就是竭力谋求秩序，同时谋求全面。你绝不能太快停止思考，否则将无法了解自己应该了解的全部；你也不能听任自己一直思考下去，否则你就会炸裂。我想，正是这一两难，使得思考在那些获得一定成功的宝贵时刻，成为人类能够履行的最具激情的努力。